校友简介

王旭，艺名大树，资深摄影师。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2007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。先后任职于大连主流传媒文化有限公司、大连东方视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，担任摄影师、摄影部经理、摄影总监。长期担任大连国际啤酒节、赏槐会、国际服装节、国际马拉松等大型活动指定摄影师。OPPO品牌特约摄影师及官方认证达人，屡获行业奖项。曾为宾利、兰博基尼等数十家知名品牌提供活动摄影与视觉解决方案。

现为大树影像工作室创始人。

在人人皆可按下快门的时代，他选择做一个“慢下来”的人。王旭的镜头语言，揭示了数字时代一个深邃的悖论：当记忆可以被无限复制、廉价储存时，真正的凝视，却正在成为一种濒临消逝的技艺。

01

老校区的最后凝视

2019年暮春，铁山西路31号。空气里浮动着玉兰花将谢未谢的香气。

王旭踩在老校区图书馆前的石阶上。第三级台阶中央有一道浅浅的凹陷，是十几届学生脚步反复摩挲出的印记。他没有急着架起相机，而是蹲下身，用指腹轻轻触摸那道石头的记忆。凉意透过皮肤传来，那是地质时间与人类时间在此交织的触感。

“听说寒假就要搬了。”他在电话里对当年熟悉的老师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天气。

可他的行动泄露了更多。

连续几个下午，这个沉默的东北男人背着十几公斤重的设备，在老校区里行走、停留、凝望。无人机从空中勾勒建筑的轮廓，镜头则贴近那些被日常忽略的细节：教室门框上历年课程表粘贴又撕去后残留的纸屑，黑板槽里粉笔灰堆积成的灰色山脉，食堂窗口不锈钢台面上油渍渗透出的、河流般的纹路。

六月，老校区VR全景正式上线。王旭收到一条留言：“谢谢你，为我们的青春存档。”点击量迅速攀升至数万，留言区挤满了校友泛黄的记忆与感慨。

他一条条地翻看着。这个平时言语不多的东北汉子，眼眶隐隐发热。那一刻他突然明白自己为何执着于此——在数字时代，真正的“看见”正变得越来越稀罕。他做了一件对的事，不是为了炫技，而是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，守住最后一次显影的机会。

王旭拍摄的老校区风光

02

从胶片心跳到电子呼吸

小学三年级，母亲送他的那台135胶片傻瓜相机，不仅是一部机器，更像一个刚刚苏醒的器官。推开镜头盖的“咔嗒”是它的苏醒，过卷时齿轮转动的“沙沙”是它的呼吸，而按下快门那声清脆的“咔嚓”，则是它短暂而精确的心跳。

第一张胶卷献给班级春游。洗出来的三十六张照片上，是海边模糊的笑脸和风中飞舞的黑发。那些照片被仔细贴在黑色卡纸相册里，每页六张，下方用铅笔工整写着：“1993.4.16老虎滩春游”。

母亲指着其中一张说：“你看，如果把天空多留一点，树放在左边，会不会更好看？”那是他第一次听见“构图”这个词。

2003年王旭考入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，行李箱里除了衣物与书本，就是那台早已停产的傻瓜相机。室友笑他老土：“现在都用数码了，谁还玩胶卷？”

王旭没有解释。他眷恋的不是胶卷本身，而是那种有限性——一个胶卷只能拍36张，每一次快门都需要深思熟虑。有限催生慎重，慎重催生凝视。

大二那年，他用积攒的钱买了第一台数码单反。开机时没有熟悉的“咔嗒”声，只有几乎听不见的电子嗡鸣。连拍模式下每秒三张的流畅，甚至让他感到某种不安。

第一次用它拍摄校园活动，他按了三百多次快门。晚上筛选照片时，却发现自己记不清任何一张的拍摄瞬间，太快了，太轻易了。

第二天，他把相机模式调到手动，强迫自己为每一张照片调整参数。快门声虽慢了，但他的观看，重新变得清晰。

从机械到电子，他完成了一次技术的进化，却刻意保留了机械时代的观看伦理。

03

打印机的商业启蒙

2004年，一台佳能彩色喷墨打印机，改变了王旭的命运轨迹。

它工作时发出持续而节律的蜂鸣，像工业时代遗留在数字时代的一小片肺叶。每天下午三点到深夜，这台打印机吞吐着纸张，也吞吐着王旭最初的商业启蒙。

生意始于一次偶然。同学拿来20页课程报告抱怨：“校外打印要十块钱，太贵了。”王旭默默核算成本，纸张、墨水、电费，每页不到两毛。“那就每页两毛吧。”

他在打印机旁放了一个月饼铁盒，盒上用油性笔写着“自助找零，诚信交易”。第一周结束，他打开盒子：87.6元。纸币与硬币混杂的气味，旧钞的油墨味、硬币的金属味、纸张的植物纤维味，构成了他对“价值交换”最早的嗅觉记忆。

生意渐入佳境时，打印机每周要消耗三包A4纸。积攒下来的钱，变成了他的第一枚专业镜头：佳能50mm f/1.4。金属镜身握在手里的凉意，对焦环旋转时平滑的阻尼感，以及用最大光圈拍摄时，背景虚化成柔和光斑的呼吸感。

“镜头是有性格的。”多年后他对朋友说，“这枚50mm，是个沉思者。”

而这一切的起点，是那台打印机单调的蜂鸣。他从这声音里听出了数字时代最基本的原理，一切数字信息最终都要回到物理世界，转化为可以触摸、可以交换、可以累积的实体。

04

在技术与人性之间架桥

2008年冬，北京站。王旭拖着行李箱在人群中快步穿梭。作为富士公司新入职的督导，他的工作是在数字与传统之间架桥。行李箱里永远装着三样东西：换洗衣物、最新款数码相机、一叠边缘已被翻卷的参数手册，像被焦虑啃噬过的痕迹。

他的核心任务是“翻译”，把工程师的术语译成店员能懂的白话，再把市场的反馈译成总部需要的报告。

在丹东某商场的晨会上，他指着PPT上的结构图讲解：“这款相机的EXR CMOS传感器，通过像素合并技术提升高感表现……”台下店员眼神涣散，有人偷偷刷起了手机。

午休时，他换了一种说法：“好比你们给孩子拍睡前照片，不想开闪光灯吵醒他。以前的相机拍出来全是噪点，像电视没信号时的雪花。这个新技术，就是让雪花变少，照片看起来还是干净柔和的。”

店员们的眼睛亮了起来。

那是他第一次深刻理解，在数字时代，技术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先进，而在于它能解决多具体的人类困境。最好的技术是隐形的——当用户不再感知到技术存在，只感受到被满足的需求时，技术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
离开富士公司时，区域经理在送别宴上说：“你的强项是‘落地能力’。”王旭心里明白，所谓落地，不过是让数字时代的像素，重新连接上人类情感的温度。

05

杂志时代的叙事课

2011年春，《主流》杂志编辑部。空气中有油墨与咖啡混合的香气。

王旭盯着屏幕上的十六张照片，那是一组关于大连老街巷的专题。编辑要求选出六张，他已经纠结了两个小时。每一张删除键的按下，都像一次微型的谋杀。

在器材店和富士公司工作时，“好照片”的标准相对清晰：包括分辨率、噪点控制、动态范围。但在媒体，标准变得复杂而暧昧，要传递情绪，要讲述故事，要符合版面美学，还要在读者心中留下悠长的回响。

他学会了在按下快门前就“预编辑”，不仅考虑构图和光线，还要思考这张照片在版面上的位置、它与文字的关系、它在一组图片叙事中的功能。摄影从单纯的记录，变成了有意识的叙事建构。

最难忘的一次任务，是拍摄一位老手艺人。传统思路可能会聚焦于他工作的特写、工具的细节。但王旭花了半天时间观察，最终选择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瞬间：老人午休时，坐在工作台旁打盹，一束阳光正好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而他手中，还握着一件未完成的工艺品。

那张照片没有展示任何“技艺”，却传递了“一生悬命”的全部重量。编辑看到后只说了一句：“这就是封面了。”

从那时起，王旭开始理解，最好的商业摄影，不是展示产品，而是展示产品与人之间的关系；不是记录事件，而是揭示事件背后的情感结构。

06

儿子、父亲与摄影师的多重奏

2021年12月初，冬日暖阳透过车窗洒进车厢。王旭趁着午休，悄悄下楼布置一个秘密计划，女儿生日将至，他要给她一个最浪漫的后备箱惊喜。

早在网上订购的惊喜套装此刻被小心展开：彩灯串绕成心形，金色的“HAPPY BIRTHDAY”字母彩旗粘在后挡风玻璃内侧，生日礼物与蛋糕安放中央。宽大的后备箱在灯光点缀下，变成了一个梦幻的小天地。

他一边调整彩旗位置，一边想象女儿晚上看到彩旗时的表情。

晚餐后，王旭故作神秘：“宝贝，爸爸车里有样东西要给你看。”他悄悄按动遥控器，电动尾门徐徐开启。随着灯光亮起，女儿尖叫着奔向她的惊喜。

“哇！爸爸，好漂亮！”

她迫不及待地寻找礼物，高兴之余还不忘要求：“爸爸，再帮我拍几张嘛！”在浪漫灯光下，女儿抱着礼物小声问：“爸爸，你怎么想到这个惊喜的？”

王旭看着后视镜里女儿的笑脸，微笑着说：“因为爸爸不仅是摄影师，更是你的爸爸啊。”

他不知道女儿许了什么愿，但他知道自己的愿望很简单：希望她永远健康快乐。这一刻，职业摄影师的身份与父亲的身份完美融合——都是用光与影创造记忆，只是这次的“客户”，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
每年秋天，王旭会雷打不动地帮父母买秋菜。这是大连人传统的越冬仪式：一百斤大白菜，五十斤土豆，三十斤萝卜。他在批发市场与菜农讨价还价，把蔬菜运回父母家，一层层码放整齐。

母亲总说：“现在超市什么都有，何必这么麻烦？”

但他坚持，这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延续，更是对数字时代“即时可得”逻辑的微小抵抗。摄影是把瞬间凝固，储存秋菜是把时间拉长，让夏季的生长力跨越季节，让“新鲜”成为一个可以缓慢消耗的过程性概念。

07

责任在肩，热爱在心

2021年12月31日傍晚，夜色将垂。王旭把设备箱装入后备箱，今晚，他将挑战忙碌的跨年十二时辰，连续拍摄三场重要活动。

两台相机、九枚镜头、闪光灯、三脚架、备用电池……装满后备箱。

第一场是盛大的跨年派对。拍摄从晚上8点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。炫彩的灯光、美妙的歌声，让他在工作中也享受到了欢乐的气氛。零点时分，全场彩花绽放，“新年快乐”的欢呼声响彻大厅。王旭迅速调整参数，捕捉下这沸腾的瞬间。

拍摄结束走出场馆，正好赶上门口燃放烟花。2022年的第一缕光在夜空中绽放，他举起相机，在零下几度的寒风中按下快门。此刻是凌晨3点。

回家稍作整理，马上奔赴下一场。清晨6点，室外气温零下几度。

第二场是大连机场空陆联运服务中心的启动仪式。

第三场在中午。

当他终于结束所有拍摄回到工作室时，已经是2022年1月1日下午。连续工作超过18小时，身体虽疲惫，但精神饱满。检视着三天活动拍摄的数千张照片，他感到一种深层的满足。

王旭知道，各行各业都有不容易的地方。光鲜亮丽的背后，是长时间站立等待、是关键瞬间必须精准捕捉的压力、是拍摄结束后还要熬夜修图的付出。

然而，当他看到照片中人们真挚的笑容、重要的历史时刻被永久定格时，那种成就感无可替代。这份工作不仅需要技术，更需要责任心，因为有些瞬间一旦错过，就再也无法复现。

08

水到渠成的创业之路

成立“大树影像工作室”的决定，发生在一个毫无戏剧性的周二下午。三通老客户的电话，间隔不过半小时，询问他能否以个人身份承接项目。

这是过去七年积累的客户信任。“压力”是市场对他个人品牌越来越明确的需求；“临界点”是他自己清晰的认知，知道能做什么，更知道不能做什么。

他在西安路租下一间工作室。朝南的阳台被改成简易影棚，用白色床单做背景，用晾衣架夹反光板。创业后的第一单是某国际酒店的年度宣传照。对接的市场部总监，是他五年前在杂志社合作过的客户。

“我相信你的眼光。”对方说，“预算按市场价，但我要的是别人拍不出来的‘酒店的气质’。”

什么是酒店的气质？王旭在酒店住了两晚。不拍照，只是观察：晨光如何透过大堂的玻璃幕墙，下午茶时客人们交谈的声浪起伏，夜班门童独自站岗时挺直的背影。

最后成片的三十张照片里，没有一张是标准的“客房展示图”，却拍出了空间在不同时间里的呼吸节奏。

“就是这个。”总监看到成片时说，“你拍出了我们想成为的样子。”创业三年后回看，王旭发现自己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设备，甚至不是技术，而是那些合作超过五年的客户。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乎直觉的默契。客户知道他能拍出什么，他知道客户想要什么，而这两者往往在他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达成统一。

09

快门之间的自我显影

傍晚六点，王旭关掉显示器。项目交付后，一阵熟悉的虚空涌来。锁门前，他望向那面随风轻晃的记忆墙。他想起白天拍摄时，采访对象谈及已故导师时，忽然转头望向窗外。银杏叶如慢镜头般飘落，每片都是半透明的金色。他没有急于按快门，而是等待——直到对方转回脸，眼眶微红却平静地说“我们继续”。那一刻，哀伤、感激、传承与放下，同时显影。

在这个像素过剩的时代，王旭仍相信“暗房”的价值：不退回过去，而是在洪流中保留缓慢的、需要等待的、在黑暗中显影的过程。

摄影教会他的，从来不是完美记录世界，而是在观看世界的同时，凝视那个正在观看的自己，在快门开合间，完成一次次微小的自我建构。

明天，会有新的光线与故事。他将带上设备，也带上那台永在升级却初心不改的“心灵相机”。在这个人人摄影的时代，最珍贵的不是像素的数量，而是凝视的深度；不是存储的容量，而是显影的质量。那是在无数次快门之间，对世界、对时间、对自我，最深情的对话与共鸣。

王旭拍摄的老校区风光